扬子江纪行》中125年前的武汉，风土人情跃然纸(2)

书中武汉的笔墨占据一大半

《扬子江纪行》中武汉的风土人情。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

韩晗获得《扬子江纪行》是一种偶然。韩晗告诉长江日报记者，2015年，他在意大利旅行时，在米兰一家旧书店偶然看到这本书，售价7欧元。扉页注明这本书是非卖品，系玛丽·艾米与乔治·米德霍克在1899年1月送给一所学校的新年赠礼，这两位捐赠者一共给这所学校捐了6册书，他收藏的为当中第5本，至于是否6册书都是《扬子江纪行》目前已不可考。

韩晗检索发现，目前该书只有大英图书馆有收藏，美国少数大学图书馆可以提供电子版文献，在英语、法语与意大利语学术界，这本书自问世以来被不同的学者7次提及过。2016年出版的《女性旅行者》英文书中，这样记载此书：“毫无疑问，由于年久之故，这部作品非常稀有；我们在英国遍寻不见其纸质版本，而且该书亦未被中文所记录，在worldcat（国际图书馆系统）中，目前只有两份纸本可查，分别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”

“虽然名为《扬子江纪行》，但关于武汉的笔墨占据一大半，上海、南京、无锡等长江流域城市只有一小部分内容。”共计210页、12万字的《扬子江纪行》以大量的笔墨介绍晚清武汉的风土人情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，韩晗认为此书是研究武汉城市史的新史料，但有些措辞比较偏激、立场也有偏颇。

《扬子江纪行》封面。

对话>>>

作者后人有机会来武汉

一定会很惊讶于今日武汉的壮美

记者：福斯特夫人的《扬子江纪行》中，用在武汉的笔墨为何超出其他城市很多？

韩晗：福斯特夫人有个中国名字，叫富翟氏。这本书里武汉的笔墨占了一大半，因为她主要在武汉生活，她先生富世德是英国基督教派“伦敦传道会”派往武汉的牧师，夫妻俩都在武汉生活。富世德曾向当时的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鸦片残害中国人的报告，劝告英国政府应该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禁绝销售鸦片，并列举了自己在武汉触目惊心的见闻。英国当局并没有理会这份报告。这份报告目前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，有幸我看过全文。

记者：当时的武汉，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地位？

韩晗：当时武汉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，应该在中国属于“一流二线”城市，“一流”在于武汉是沿江重镇，长江是近代以来中国重要经济带。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的“独角兽”企业，武汉跻身一流城市当无争议。富翟氏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在书中她描述了张之洞以及其铁厂在当时的影响力。“二线”是因为武汉并不靠海，不是最早“五口通商”及首批开埠的城市之一，因此在对外交流、经贸往来上，与当时的上海、广州、香港等城市仍有较大差距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武汉凭借长江汉江水道，形成了当时中国腹地城市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。如书中记载，不少来华西方旅行者都是从武汉去长沙、衡州（即衡阳）与安康的。

记者：书中描写的武汉民风民俗、商业情况、社会现象与现在的武汉有哪些不一样？

韩晗：据我的了解，当时武汉民风民俗、商业情况、社会现象和现在当然有较大差异。如书中记载，当时武汉有横行于市的“丐帮”群体，而且每一次洪灾都会带来大量的灾民甚至流民，而且晚清武汉经济也并不发达，武昌、汉阳地区仍然大量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手工业为主，总体较为落后。但武汉人民吃苦耐劳、敢于拼搏的精神一直传承到今天，书中记载当时一些生意人的辛劳努力、起早摸黑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汉正街的“扁担”“盲侠”这样一些早期改革开放武汉市场经济的拓荒者。

记者：对晚清社会的腐败，作者是如何体现的？

韩晗：晚清中国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，社会矛盾达到极点，武汉当然也不例外。作者用冷峻的笔墨来描述这种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，一边是灾民流离失所，蜗居大智门城门上的破棚子里，一边是八仙桌流水席，海参鱼翅美酒佳酿的“朱门酒肉臭”。“伦敦传道会”是当时有影响力的在华外侨组织，作者夫妇是许多地方官员、土豪乡绅的座上宾，因此她的一些描述我想是基本可信的。

记者：福斯特夫人的后裔与武汉还有关联吗？

文章来源：《宗教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zj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1/1213/84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