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乘旦：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(2)

在中国，对外国的研究早就存在，20世纪60年代曾在多个高校设立过一批研究机构，旨在研究外国问题，比如美国研究所、非洲研究所，等等。但限于种种原因，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资料，而且在“文革”开始后基本上停顿下来。改革开放后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其中包括多个涉外研究所；各高校也形成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师资力量，拿出了一批研究成果。但从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的角度来看，迄今为止有明显的弱点，致使它很难向深度发展。

第一，研究力量分散、不集中，在高校分散在各院系、各学科。比如研究美国问题的师资分散在历史系、外国语言文学系、国际关系院系、政治系、法律系、教育系，等等，其研究定位分属历史、外国语言文学、国际关系、政治、法律、教育等诸学科，各有标准，各寻方向，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“美国研究”，结果各学科相互隔绝，彼此不通气，难以形成一股合力，也无法把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。这种情况在社科院下属部门也大体如此，并且因受到编制限制，很难做到多学科合作。

第二，研究对象分布不匀，专业人员严重不足。国内研究外国问题，长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，比如美、英、日等，对法、德、俄的研究就少了很多，北欧、南欧几乎没有。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，欠发达地区则处处是空白，像印度这样重要的国家，国内很少有专门的研究人员，更不要说柬埔寨、不丹、马拉维、洪都拉斯这些地方了。

第三，语言能力欠缺，制约了研究的能力。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用英语进行研究，当研究对象是英语国家时，问题尚不突出；对非英语国家而言，问题就相当大。试问：如何能够用英语研究拉美、中东、东欧或北欧，更不要说非洲或中亚？即使像印度、肯尼亚、马来西亚这些地方，曾经是英国殖民地，目前也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，对它们仅用英语进行研究也是不够的，因为老百姓仍旧使用地方语言，没有当地语言的能力，就无法了解深层的情况。

第四，介入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多，即使有介入，也介入不深，多数浮于表层。前面说过，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地区、某一国家作全方位的了解和全面的研究，几乎各学科都有介入的空间。可是，我们目前的形势是，很少有人类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学研究，很少有社会学家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学研究；环境科学家不会去做湄公河流域的环境问题研究，能源学家不会去做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，农学家大体上不会研究阿根廷或乌拉圭的农业问题，而这些研究对“一带一路”而言，却已经越来越重要了。有一些学科确实有研究外国问题的传统，如政治学、法学等，但即便如此，其研究课题也大体上停留在宏观层面，很少深入到微观层面。比如，外国人对华为的情况研究很细，而我们对苹果公司了解多少？再比如，国内关于外国政治制度的书出了不少，可是有几本能够对美国的各种权力机构（例如国会）的运作机制或相互关系（比如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）说得足够清楚呢？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说清楚，我们就不能说对美国有所了解。美国尚且如此，对其他国家呢？

由此引申出第五个欠缺：做区域与国别研究，需要一头扎进研究对象国，沉入当地社会，深深扎下根。了解和研究一个国家（或地区），最重要的是了解那里的人，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，为此，就要到那里去生活，尽可能融入那个社会中。这是很难的，也是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缺乏的。上面提到的几个弱点，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个缺点分不开。现在许多研究，要么看看书，要么看几张报纸，而且多数是英文书或英文报纸，这样的研究既不接地气，语言上又隔了一层，要靠别人的研究来做研究，很难体会到真实的情况。因此，要推进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，使其真正攀升到国际水平，就要从培养研究者开始，培养出一批在对象国有长期生活经历（至少是经常往返的经历）、又有坚实学科基础和学术功底的人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但我们必须做。

在中国，严格意义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刚刚起步，因此，种种不足在所难免。如何才能建设出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呢？显然应该从填补不足入手。在所有的任务中，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，像弥补语言不足、扎根对象国生活、调动更多的学科参与研究等问题，都有赖于新的人才的培养；有了人，才会有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真正勃兴。然而，人才培养又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和制度的跟进，这些才是决定性因素，没有领导的意志和决心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，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很难自行发展的。二战以后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起步时，政府曾起过主导作用，因为当时的美国急需这个领域。现在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研究，因此，在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时，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，而依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，一定能把这个作用发挥好。

文章来源：《宗教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zj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904/66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