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乘旦：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

【学界新著】

■钱乘旦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、博雅讲席教授）

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编的综合性学术集刊《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第3辑》（前两辑原名为《区域国别研究学刊》）日前正式出版，收录了钱乘旦、昝涛等著名学者的文章。

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，起因于当今中国需要这个领域。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，但走向世界必须了解世界。由于各种原因，中国对世界的了解非常不足。区域与国别研究正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，它通过学术的钻研，强烈体现现实的需要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出现，从一开始就服从于时代的需求。

所谓区域与国别研究，就是对其他国家、域外地区做研究。早期欧洲列强占领殖民地，统治这些地方，它们需要了解这些殖民地，于是就有人专门关注这些地方，研究各种问题。最早的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，所谓的“东方学”、“埃及学”之类，就是其结果。早期研究的成果以英国、法国最显著，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曾经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帝国。虽然在那个时代，并没有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（Area Studies）这个概念，但研究领域的特征已经开始显现了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，就是其跨学科性：它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，而是多个学科共同的努力，比如民族学、人类学、宗教学、语言学、博物学等，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中施展其研究才能，并且得到充分的成长。西方对世界的整体性研究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。

二战结束后，面对着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，以及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，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在美国登场，并很快传布于西方学术界。其时代背景非常清楚，就是西方国家需要了解那些地区、了解新独立的国家。了解的意图是制定新战略，以应对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在美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，其原因正如18、19世纪殖民地研究在英、法两国最为盛行。如同18、19世纪的英、法两个国家，20世纪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跨学科的研究，美国那些最著名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（如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即费正清中心）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做跨学科、综合性研究的学术基地，其成果涉及许多领域，而领域越全面，成果就越突出，越能把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各种情况说清楚、摸透彻，形成立体性的研究结果，由此而体现这个基地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，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。

因此，二战后出现在美国（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）的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，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“学科”，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，在这个平台上，各学科（包括人文、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）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（指地理对象，即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），都可以互相配合、互相支撑，共同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做研究，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“全息图”，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。

我们有些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，为此应不懈努力。这种想法只有在我们这里才会有，因为我们实行一种严格的“学科制”，没有“学科”的支撑，一切都不存在，所谓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我理解其中的考虑，也明白“学科”对每一个研究者的意义。不过，区域与国别研究确实不是“一个”学科，它只是一个领域；如果区域与国别研究是“一个”学科，那么它的边界在哪里？由于这个领域的涵盖面确实太大、几乎没有边界，因此，如果把它确定为“一个”学科，它几乎可以囊括所有的知识领域。就研究对象而言，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所涵盖的各知识领域只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即共同的地理对象——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。顺便说一句：许多人把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等同于“国际关系”，仿佛它是又一个“国关研究”。这就把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的范围大大缩小了，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可以为“国际关系”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，没有这些支撑，“国际关系”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。但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比“国际关系”范围要大得多，与“国关”相比，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结构。

尽管如此，考虑到“学科”在中国的重要性，我并非决然反对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的尝试，虽说就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本身而言，它绝不是“一个”学科。如果要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新学科，那么它应该是一个“跨学科”的学科，我国现行学科体制中已经有“交叉学科”的概念，而且在理工科范围内已经相当普及；那么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作为一个“交叉学科”也是可以存在的，不过它的前提是：任何以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身份来申请“学科”的实体部门（如学校、研究所等）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多个学科（比如10个以上不同学科）的研究力量存在，而且都从不同领域对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进行学术研究、形成共同对象并有所成果。如果不设严格的前提条件，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“学科”就会变得烂而又烂。

文章来源：《宗教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zj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904/660.html